历史人物

你骂曹操是“奸雄”，因你未懂罗贯中

1

少年曹操，他是一个“游侠”

公元155年，也就是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在当时沛国的谯县，有一个小男孩出生了，名叫阿瞒，大名叫曹操，字孟德。

曹操的祖父叫曹腾，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为了讨生活就净身入宫做了一名小太监。后来经过努力，成为了汉朝的五朝元老，但他依旧是一个资深的官宦。

后来曹腾收养了一个干儿子叫曹嵩，也就是曹操的父亲。按理说，曹操的家族是非常富有而又有权势的。

但是在东汉末年，门第观念非常强，曹操生于一个宦官之家，属于出身卑微，经常被人看不起。宦官之后的身份一直给曹操留下了心理阴影。

东汉末年，贵族子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都被培养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君子。而曹操的爷爷是宦官，属于暴发户，没文化，哪里懂得什么儒家、法家？

所以小时候的曹操就是个没有人去好好教化的野蛮孩子。但是他很聪明，除了习武，也酷爱读书。

少年曹操什么书都看，包括兵书战策、史书杂传、诸子百家等等。尤其喜欢法家和兵家的著作，使他从小就学会了权变之术。所以陈寿的《三国志》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术”。

少年时的曹操经常偷鸡摸狗、大错小错不断，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也干一些违反法律的事，东汉末年这类小人物在社会上被人贬称为“游侠”。所以，曹操就是一个游侠。

历史让我们看到，一旦乱世来临，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往往率先被时代淘汰，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剧变。而恰恰是曹操这种小人物可以抓住时代所赐予的机遇，迅速适应时代发生的剧变，从而成就自我。

2

桥玄慧眼识曹操

东汉末年有个著名人物，就是太尉桥玄。当时的太尉一职，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三军总司令。

虽然曹操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甚至胡作非为，但在乔玄看来，曹操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

桥玄看曹操有两大优点：一是曹操才艺过人，文章写得好，是当文学家的料；二是曹操喜欢看兵书，武功也好，以后是个干大事的料。

据《三国志 武帝纪》记载，曹操因听闻宦官头目张让聚敛有亿万家财，便只身闯府探看究竟，不料被家丁围困，曹操挥舞双戟杀出重围，飞身越墙扬长而去。

桥玄认为，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又很狡猾，可以在乱世之中平定天下，于是他认定曹操是个难得的人才。

于是桥玄找到20岁的曹操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乱世，乱世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我桥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

事实证明，桥玄没有看错人。

建安七年( 202 年)，曹操率军驻扎在家乡谯县，想起已经故去的恩师桥玄，悲伤不已。他北望桥玄的故乡，写下祭文《祀故太尉桥玄文》，“士死知己，怀此无忘”，表达他永远感念桥玄的知遇恩德。

3

青年曹操求得美名“奸雄”

东汉末年有一个风气，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想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评论家来做一个评论，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就像现在的某些作者写一本书，如果能请一个社会公认的大牛为书做序，并且能拉几个名人写几句书评印在图书的封面上，立即就被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好书，于是就大卖，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汝南名士许劭，就是东汉末年这样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评论家。

《辞海》中对许劭的评价是：有名于世，喜评论人物。史书上称赞他“少峻好名，好人伦”。由于他学识深通，崇尚品节，因而为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敬重爱戴。

据说，许劭对人物的评论公正而又准确，官府往往依据其评价选用或是谪贬官员。每个月初的初一，许劭就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样，他的评论就代表着权威，万众瞩目。

桥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虽博览群书，钻研兵法，又广交志士，但是你想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劭的评语。

青年曹操心有大志向，早就为能干一番大事业做准备，于是他就备了厚礼，登门拜访许劭。

许劭已听说过曹操独闯张让宅院之事，也曾风闻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传扬他“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史书记载许劭“卑其人而不肯对”，许劭自是不愿意给这个无名的小人物脸上贴金的，这样会贬低自己的身价。

曹操因出身不好，心里本来就有点自卑，见许劭德高望重的名士也如此轻视自己，心里自然很不痛快。再三请求无效的情况下，难免口出威胁之言。

许劭也不是傻瓜，好汉不吃眼前亏，在很无奈的情况下，为了快点把曹操打发走，终于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评价曹操。

《后汉书．许劭列传》记载，许劭的原话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三国志．武帝纪》里的记载却不同：（许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至于许劭对曹操说出这样的评语，人们有这样的解释：

第一种是许劭认为曹操如果在盛世的话，也许能够成为一个能臣。反之，如果在乱世的话，那就他就是一个奸臣。

另一种就是许劭认为曹操如果治理天下的话，那就是能臣；如果是扰乱天下，那就是奸雄。

或许在曹操看来，能被许劭称为“雄”，已经是极高的评价了。至于“奸”，不就是奸诈么。

曹操熟读兵书，《孙子兵法》讲“兵不厌诈，慈不养兵”，我曹操以后是个要干大事的人，也少不了用大谋略，做个“奸雄”也没有什么不妥。

曹操对自己“奸雄”的评价甚为满意，哈哈大笑而去。自此，曹操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了一个身份标签“奸雄”。

4

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要写“奸雄”

元末明初，有一个小说家叫“罗贯中”，他所生活的年代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人民流离失所。

罗贯中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

由此，罗贯中开始构思创作《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部小说竟能成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在罗贯中写书之前的历史记载中，曹操都是逆贼的形象，而刘备则是皇家正统。因为在封建王朝，皇权最高，再加上犯上作乱的人是为不忠，是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

既然要写小说，势必典型人物要有对立冲突，罗贯中受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必须要拥刘反曹。罗贯中如果把曹操写的太好，估计当朝的皇帝朱元璋及其子孙也不会放过他，诛十族都有可能。

再者，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年代之一，所谓人心思汉，都羡慕当年的美好生活。所以罗贯中在构思如何写这部小说时，把蜀汉定位为正统，也是顺应民心。

罗贯中在小说中塑造曹操这个人物时，参阅了相关的正史、野史，又参考了国史《后汉书》与《三国志》许劭对曹操的评论。他在《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借了许劭给曹操的身份标签：“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

自此，“奸雄”，也就成为曹操在这部小说中的身份主线，也因为《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奸雄”正式成为了曹操形象的代名词。

5

你骂曹操是“奸雄”，那是未懂罗贯中

历代很多人都因为《三国演义》中刻画的曹操奸诈、残暴，大骂他是“奸雄”。

有些人对曹操有如此大的偏见，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误杀恩人吕伯奢之后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

而这句话在正史中是没有这种记载的，是作者罗贯中为了塑造曹操的人物形象特征，加以杜撰演绎的。

当然，这也不是罗贯中存心或者恶意丑化曹操的形象，只是他写小说时创作发挥的需要。

罗贯中在小说中写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原因时，这样说到：“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

可见，罗贯中是清楚的，以后的诸侯并起割据，董卓乘机乱世，责任均不在曹操。相反，曹操是以平乱世的身份转战中原。后来的魏、蜀、吴三国之争，造成社会动荡，其责任也不全在曹操。

曹操是始终维护统一的，他先有统一北方的功劳，后立志统一全国，由于诸葛亮出山，干扰了曹操的统一计划，并把社会搞得更不安宁了，才有了三国几十年的乱世。

值得注意的是，罗贯中在借鉴许邵的“奸雄”这一评语之前，先写了两个人的赞语。一是桥玄，谓操曰:“天下乱世，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子？”二是南阳名士何顺见操言:“汉室将亡、安下者，必此人也。”

我们把许劭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前二者联系起来看，其实都是赞扬曹操的意思，只是三人的赞扬一个比一个拔高，语言更凝练。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奸雄”，是一种隐晦的赞扬。

在罗贯中看来，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奸诈”是保护自己、战胜敌人的法宝。使用“奸诈”手段展开斗争，并不是降低人格，而恰恰相反，正是一个统帅大谋略大智慧的体现。

所以，罗贯中笔下曹操的“奸”，为了表现曹操的足智多谋。

“奸诈”属于一种斗争的策略，能够运用的好的，绝不是一般人。

曹操是东汉末年政治、军事斗争的强者，在群雄割据,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他能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备“奸雄”的特征。

因此“奸雄”一词，罗贯中用之，并非要贬低曹操，隐含的主要成分都在赞扬曹操是令人钦佩的英雄人物。

我们理解许邵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两句话，“能臣”是肯定曹操有治世的本事，“奸雄”则是曹操这位具有特殊性格的英雄，在出世的时代背景下的性格特征。

最终魏灭了蜀、吴，一统天下，证实了曹操的治世之能，也是赞曹的佐证。

至于曹操玩弄权术、滥杀无辜，则是曹操在那个封建年代所拥有的权力使然。若无权力，就谈不上玩弄权术；若无权力，他更不可能滥杀无辜。

东汉末年，正逢乱世，群雄逐鹿，互相绞杀，杀人则是英雄的立身之本。如果曹操真的是属于杀伐成性的无道暴君，又怎会有那么多谋臣名将去投靠他呢。

黄宗羲在《原君》写道：“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说天下难道就是某一人某一姓的天下吗?

这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否定，它告诉人们要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取消世袭制，有能力者，都可以当皇帝，这才是顺乎自然法则。曹操的“篡汉”，在行为上也都是合乎道义的。

从对国“忠”与“不忠 ”看曹操，也不能认为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对国不忠的“乱臣贼子”。

在《三国演义》全书中，罗贯中更是通过对曹操“十德”、“十能”的描写，充满了对曹操的赞美之情，为世人再现了一个能胜任伟业的能臣、雄杰形象。

鲁迅先生在看完《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后，评价曹操时这样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由于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进行了再发挥，进行夸张、美化、丑化等等，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路。

另一方面，也是罗贯中根据他写作时，对应到他所在的明朝社会实际情况，对以曹操为典型的人物进一步进行了夸张、美化、丑化等等。

只能说，罗贯中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笔下的曹操复杂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太成功了，以致于千百年来，人们围绕着曹操“奸雄”这一话题，争论不休。

如果你熟读《三国演义》，用历史大视野来看小说中的曹操这个人物，作者罗贯中真正要刻画的，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大英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青风若凡曰：如果你骂曹操是“奸雄”，因你未懂罗贯中。

从热炒高考“状元”现象，我们呼唤传统师道的回归

1 

炒作高考“状元”现象，为何止不住？

这几天，只要打开各类资讯，发现又开始热炒高考状元了。

不是说从国家教育部到各省教育厅，都下发通知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了吗？

但是，呼吁归呼吁，规定是规定，高考“状元”照炒不误，只是变了手法而已。

有些媒体很聪明，把“状元”换成“最高分”、“头名”，“位次第一”这样的字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还是在变相炒作“状元”呵。

到底是谁排的名？谁披露的信息？是教育部门？是学校？还是老师或者家长？

今年虽然没有再出现诸如湖北来凤等地，为高考“状元”塑像，轿车载着“状元”锣鼓喧天游街庆祝，也暂时没有出现热闹非凡的“状元报告会”那样的盛况了，但是依然斩不断人们的“状元”情结。

炒作“状元”好处多多，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凸显教育政绩，学校可以作为招生的招牌，老师也可以作为评级高升和丰厚奖金的通行证。

至于家长，可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在世人的艳羡和赞美声中，感受到无限的荣光。

商家推出的“状元笔记、状元攻略”和酒店推出的状元宴等等，也都可以小赚一笔。

如此多方“利好”的事情，不炒作“状元”？一干臣妾们真的忍不住哇。

2

此“状元”非彼“状元”

状元科考制度，从隋朝开始到清光绪年间，历经1300多年，凡是得中“状元”者，就是大魁天下，意味着立即就可以跻身宦臣，实现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的华丽转身，光宗耀祖。

状元郎戴花冠，穿礼服，跨上高头骏马，在锣鼓喧天声中游街三天，出尽风头。“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真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

古之“状元”是荣耀和显赫的代名词，其尊贵简直登峰造极。

然而，封建社会的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当选“状元”难度之高的真实写照。

古之“状元”者，诗赋词文，无所不通，也有不少诗书传世，甚至著作等身，成为封建王朝治国安天下的英才。

所以“状元”有“天上麒麟子，人间状元郎”之誉，称得上是真正的人中之龙，天之骄子。                                

然而，“状元”这个身份，却被现在的一些人复辟后给玩坏了。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之际，从县、到市，再到省，一些媒体或争先恐后刊登“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名单，或不失时机邀请这些“状元”们做节目、搞“访谈”、写文章。

所在的学校也大张旗鼓地搞庆祝，给重奖。“状元”们的家长和亲朋好友，更是奔走相告，设宴炫耀。其狂热和喧嚣，不亚于科举制度下的“金榜题名”。

当今社会中的高考“状元”，到底是什么呢？只是通过大量的“得分应试训练”后，在一次单次考试时，或因为偶然因素，产生的最高得分而已，并不代表他就是“天才”或者“超人”。

高考状元，其实和前200名高分数学生没有什么差别。换一套卷子，换几个题，也可能“状元”就变了。

只是，成为高考状元，意味着可以上名牌大学，相对于只考上普通院校，或者啥都没考上的，学生和家长是可以在旁人的羡慕嫉妒恨中感受到光彩。虚荣心使然，仅此而已。

即使上了名牌大学，未必就是大学里的高材生，也并不代表走向社会之后，就是社会上的拔尖人才或是成功人士。

正如马云所说，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也只是代表了一张学费通知单而已，并不代表其他。

所以，此“状元”非彼“状元”也。总是有那么一撮人，狂抬热捧高考“状元”，实则贻笑大方。

3

唯分数英雄论，偏离了“师道”

韩愈的《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为人师者，除了教授知识，还要靠感化人心的热诚，激人上进的人格力量，通过言传身教，教给学生为人处世的道理，教给他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及自然的爱与责任。

这才是真正的“师道”。

一个秉承“师道”的好老师，即使多年以后，他所教授的知识可以全部遗忘，但是他曾经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每当想起老师的师德大爱，也足以令人热泪盈眶。

但是数十年来，我们没有再出现像蔡元培、陶行知那样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从中学到大学，多是政客型校长和管理者。

政客型校长和学校管理者们，以世俗政治，甚或是庸俗政治的思维模式和手腕来管理学校。校长及其管理层，与大多数兢兢业业教书的老师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缺乏心灵和谐的发展，使学校这一“立德树人”的神圣之地，失去了教育的本真。

政客官僚管理机制下的学校，教师在权力的压力下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老师教书育人的理想，被世俗的教育氛围所湮灭。

老师之间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谁的关系背景大，谁有机会往上爬，谁有机会破格评职称和加工资，而不是比拼学识、人品，比拼在学生中的师德口碑。

在这种机制下，教风畸变，学风不正，使校园净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学生幼小的心灵也过早的装入了“社会套路”。

在很多学生看来，读书就是一场交易，花父母的血汗钱，来让我求一张大学的入场券和通往社会的门票。

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清一色的为“分数英雄论”让路。

于是，评价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一个老师教育水平的高低，主要看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而考试分数也成了一个学生是否值得培养的标准，更成为了一个学生能否得到老师、家长和同学认同的唯一衡量标尺。

一个学生，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都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脑子里充满了“踩着他人之失败往上爬”的生存法则，把能“打败别人，尽可能多的占有、争夺有限的资源”作为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的标准。

至于道德修养，社会责任与担当，与他们毫无关系。在他们眼里，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去增加争夺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本领。

所以，我们丝毫不奇怪，当今大学乃至响当当的名校，培养出来的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些拼尽十几年努力也考不好的学生，自上学期间就很少感受到来自学校和老师的重视和关怀，期间产生的孤独、自卑，焦虑，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问题，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去引导。

而等到高考录取的尘埃落定，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突然发现，他们10年“寒窗”，收获的竟是父母的失望，是高分同学的傲视，以及社会的冷眼和歧视，使他们成为了内心被痛击的群体，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的“弃儿”。

“弃儿”被推向了这个功利化和浮躁的社会，面对就业不平等，看不清的未来，尤其辛劳一生也买不起一套房子，无法为自己安个家的焦虑，更使他们成为了精神和灵魂双双失落的一代。

4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中“师道”的回归。

自从1994年《教师法》颁布至今,我国的教师形象日益变得模糊，尤其在当前的“唯GDP论”的经济化大潮中，教师群体中有大德，有理想、有人文情怀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职业倦怠感和整体的功利化价值取向。

虽然实施“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依旧被“应试教育”这一冰冷的现实异化。高考成绩、升学率仍然是学校与教育部门，乃至政府的教育GDP。

整个社会，把教育与分数等同起来，却忽视了一个毕业生，决定他将来能走多远的，往往是品格、情怀、担当和努力。而这些非智力因素的获得，取决于所受的老师的“师道”教育。

围观少女跳楼欢呼事件，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中“师道”遗失的间接恶果。

北宋思想家周敦在他的《通书》中这样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凝聚力？国家到底是正气盛还是邪气盛？教育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首先要看师道。离开了师道，还谈什么教育？

 “师道” 影响人的一生，关乎着能否培养出社会贤才，关乎着社会风气，也关乎着社会的兴衰。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对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如何去唤醒一个人的灵魂？那就是为人师者，对职业的敬畏，对责任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这都需要传统“师道”的回归。

韩愈在《通解》中说“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间，其身亡而其教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存于天地之间，虽世事变迁，教育之魂却乃永恒。

或许，这就是我们来呼唤传统文化中“师道”回归的意义吧。

罗贯中写姜维，一个独行者的心灵救赎

1

 他是一个标志

一部名著《三国演义》，实质就是一部诸葛亮传。书中芸芸众生，敌国如曹操、司马懿父子；盟国如鲁肃、周瑜、陆逊；蜀国如刘备、关羽、庞统、姜维，无一不是诸葛亮的陪衬，为了突出诸葛亮的典型形象，而各显风流。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作者罗贯中陈叙百年，赅括万世，通过叙述历史，来倾注了自己拥刘反曹的感情色彩，以及追慕仁君贤相的儒家政治理想。

孔明秋风五丈原后，罗贯中所寄寓理想的典型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等都一一死去。而姜维则就成了孔明光辉形象的唯一继承者。

姜维之后，三国归晋，而《三国演义》这篇鸿篇巨著也接近尾声。

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留给历史的是理想失落的悲壮之美，而作为一个降将，一个延续诸葛亮理想的独行者，姜维的命运却足以令人长歌一哭。

姜维是风云际会，慷慨跌宕三国历史中一个悲怆而又高耸入云的标志。      

2

他是一个不受史家待见“降将”

姜维，字伯约，今甘肃天水甘谷县人。他27岁以前是魏国的天水郡中郎将。在他27岁那年，投降了诸葛亮。

关于姜维由魏降蜀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出于陈寿的《三国志》，说姜维无端受太守马遵的猜忌，走投无路。

另一种是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所做的注中，引用《魏略》中的说法，姜维回到冀县后，那里的人民推他为代表，向丞相投诚。

总之，姜维由魏降蜀，是自己跑过去的，而且不是自愿。而更为悲剧的是，姜维后来又由蜀降魏，反复无常。

陈寿出于个人好恶，对姜维这一历史人物贬责颇多，而历史上对姜维批驳得最凶的要算是东晋的史学家孙盛。他在《晋阳秋》一书中罗列姜维的一系列罪状：

“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拘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

孙盛从封建的传统道德规范和才能智谋两方面对姜维进行了否定。

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中颇有贬低姜维的一面，认为姜维的降魏行为是气节不高。

陈寿评价姜维是自不量力，九伐中原是以卵碰石，陈寿这样评价说：“姜维略有文武才能，立志建立功名，然而他轻视部众滥用武力，明察觉断并不周密，最终导致身亡。《老子》中有这样的话：“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何况对于小小的一隅之地，怎么能多次扰动呢？”

小说家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中姜维的素材，主要源于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

而罗贯中基于“拥刘反曹”的写作立场，姜维是他要肯定赞扬的对象。面对史家们这么多的贬责，罗贯中尽量发挥，把姜维主动投降诸葛亮，改成战地迫降。

小说虚构了诸葛亮一伐中原，兵围天水时，姜维识破诸葛的调虎离山之计，又打败常胜将军赵子龙，引起诸葛的惊叹和下决心收伏他。

让诸葛设下如《水浒传》中梁山收伏秦明的离间计，使姜维归冀不纳，奔天水，又被视作反贼而乱箭射回，进退失据，途中又为诸葛、关平包围，终于“下马而降”。

这样，在罗贯中的笔下，尽量扩大姜维降蜀时的婆不得已的客观因素，和姜维对诸葛亮的才能及知遇之恩心服的主观因素,从而使“违君拘利、加害旧邦”的指责失去接纳的基础,姜维的降蜀行为也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可。

而对于姜维后来又降魏的行为，罗贯中虚构了姜维利用智谋离间钟会和邓艾，并私献给钟会蜀国山川，以助钟会反叛称霸的野心，又以“君疑臣必死”的话语来激钟会叛乱等情节，攻破了孙盛指责的“败不死难”及众人所议的“投厝无所”，并且突出了姜维忠蜀复蜀的苦心和忠贞。

3

他被批判为“玩众黩旅”的 罪人

姜维九伐中原，败多胜少，而且没有明显的功绩。

有人认为，姜维对蜀汉事业虽然忠贞，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敬业精神虽然可歌可泣，但是他不顾当时蜀国的国情民怨，屡屡伐魏，使“两川生灵，大罹兵戈，劳民伤财，损兵折将”，正是姜维的过，才加速了蜀汉灭亡。

又说，姜维对当时天下的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不能摆正“振兴国力”和“恢复中原”的关系，一味强调“效丞相之志”。

因此陈寿批判姜维是“立志功名而玩众黩旅”。

之后的很多史家，以及很多历史研究者，在陈寿对姜维伐魏行为定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很多的批判，大意是说：姜维的伐魏，是自视“深得武侯传授”，以“恢复中原，复兴汉室”的幌子，其实是为了成就自己大英雄之名。

又说：姜维“抗天命，尽人事”，把数以万计的生灵，拖入“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的征战之中。姜维“暴虎疯河，死而不悔”，但也只是匹夫之勇，不能称之为英雄。

这么多口诛笔伐，穿越一千多年，犹在耳畔，如果被姜维听到的话，估计会泪流满面。

4

战不得已，姜维的心事谁人知？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从魏齐王芳之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该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时间都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

所以把汉朝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

诸葛亮死后，蜀汉的军政大权在很长时间内都掌握在蒋琬、费祎手中，姜维每次要举兵北伐，费祎常予以掣肘，给他的兵不过万人。而且还要被费祎讥讽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

好不容易把费祎熬死了，姜维真正掌握了大权，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时，魏、蜀的力量由于此消彼长，早已物是人非，历史留给姜维的舞台已经是非常狭小。

诸葛亮之后，姜维不得不面对蜀主昏庸上下离心的这一现实，而当时的曹魏人才济济，国力又大大强于蜀国，他们要组织兵力征蜀并不是难事。

正是姜维的主动出击，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屡次破坏了强魏的伐蜀的军事计划，使曹魏几乎无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集中兵力全力攻蜀，使蜀汉政权得以存在多年。

而且北伐也起到了练兵的作用，如果一味地进行所谓的休养生息。那么军队就会缺乏实战经验，而且蜀国人也会出现不思进取的情绪。一旦敌人来犯，蜀汉必亡。

再者，姜维屡次北伐，也是为了避免兵权落入奸佞之手，导致蜀汉灭亡的更快。历史证明，最终司马昭派钟会、邓艾大军出兵灭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蜀汉君臣失和，奸臣把持朝政，姜维被迫屯田沓中，无法再用兵于魏。

由此可见，被陈寿批判为“玩众黩旅”的姜维北伐，实则是最好的上兵伐谋之道。姜维之所以屡遭非议，皆因他本非蜀国人，托身蜀国，而连年征战，没有建立什么明显的功绩。要把姜维当做蜀国灭亡的罪人，确实是太过了。

这极易让人想起岳飞的《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姜维自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闪亮登场，到战死于第一百一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再受禅依样画葫芦”，姜维这个悲剧英雄人物整整占了27回。

而姜维一死，仅仅一回，这部伟大的著作便匆匆收笔。为何？因为自姜维之后，再也没有峻岭，没有高峰。

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标志着一部伟大作品的结束，这个人就是姜维；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这个人也是姜维！

5 

罗贯中写姜维，是自我的心灵救赎

罗贯中所处的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渴望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因此，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更多的是倾注了自己追慕仁君贤相的儒家政治理想。罗贯中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诸葛亮的形象，实际上是寓含了作者本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对道德人格的价值追求。

姜维的出现正是西蜀元气大伤，三国归晋日子不远的时候，诸葛亮时代所有的蓬勃进取、君贤人和的气象已转化成苟且偷安、君庸臣懦、宦官为祸的局面，这与罗贯中生活后期的背景极为相似。

可以说，从诸葛亮典型转到姜维典型刻画的过程，其实就是罗贯中从理想世界走向现实社会的过程。

在罗贯中的这部伟大作品中，他要分别对姜维“不忠、不义、不节” 气节问题和事主精神进行合理阐释；还要对陈寿、孙盛等史家，对 “姜维疲民以逞、玩众黩旅”的论调进行否决；更要对姜维“不智不勇、身死宗灭”说法的予以回击。

在罗贯中的笔下，姜维是诸葛亮“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典型精神的延续者，以及罗贯中现实背景下理想道德人格规范的体现者。

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道德人格，上报圣主之恩，下继武侯之志忍辱负重，忠心报国。姜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儒家肯定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诸葛亮代表着君贤臣良、内外统一环境理想下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由的发展，那么姜维则属于郁郁不得志的在小人当道、社会动乱的现实环境中苦苦挣扎、寻求价值的殉道者。

他正是罗贯中自己在现实中的投影。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的后半部分，没有放手去铺写曹魏灭蜀的历史流程，而是把情感泼洒到姜维的悲剧过程上，从而揭示姜维内优外患的现实背景以及逆天行事的崇高。

即使写到姜维身死，也虚构了当姜维策反成功后，想杀诸将尽坑魏兵时，却突然心疼的场面，其仰夭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这正是作者罗贯中无法逃避结局却又不甘心的长叹。

姜维的命运，有罗贯中同病相怜的感触，通过姜维这一孤独的英雄，更能透视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

罗贯中写姜维，实质就是一个独行者的心灵救赎。

大谈文明素质教育，不如回归“五讲四美”

01

读王小波，让我想到了“五讲四美”

最近读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他讲到了“五讲四美”。

他在文中讲的一个住楼的例子，大概意思是说：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说：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但估计对方最起码会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估计他最起码说你“事儿妈”。

王小波所举的这件事，是说社区居民以自我为中心，素质不高，这篇文章写于1996年，20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而且似乎变得更加严重。

只不过，楼道里的私家自行车，变成了如今四处倒着、歪着，甚至都能把小区门口或单元楼围堵死的的共享单车。这事只知道有人干，你要去骂人，都不知道去骂谁。

有感而发，我也忍不住来谈谈“五讲四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