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游荡者的灵魂——郁达夫《茫茫夜》随笔

                                                文／卑微小赵

    弗洛伊德在世界上最早完整地提出性学理论，他曾说过：“人类心灵中一切罪恶作为一种倾向被包含在潜意识中。”人类对于最初性的幻想是存放在潜意识之中，不被人所提及的。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人的观念受到启蒙运动和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且逐渐开化思想，启迪青年，推动中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行。郁达夫，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大量地表现性意识的留日青年。但其以性爱为主题的小说，长期以来不为世俗所认同，评论也是众说纷纭。今日，有幸读完了郁达夫的作品《茫茫夜》，有所想法，就浅薄地分析一下这一个异国留学的爱国青年的灵魂。

可能大家最初了解郁达夫，都是他的那一篇《故都的秋》。这篇散文是以爱国为主题，饱含作者的悲秋情怀，也表现出郁达夫所独有的一种孤独、忧郁的心态。作者对于故都的秋是饱含深刻厚重的思乡情感，它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形态，热烈但又孤寂，也流露出对祖国的深深地热爱。此时的郁达夫，是白色恐怖时期，他虽然蛰居远离北平的杭州，但是回到北平后，触情生情，自古文人多悲秋，正是在这种情怀下，作者写出了他对国运兴衰的担忧和对故都的美的追求。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如何？饱含爱国情怀的郁达夫，拿起笔来控诉这不公的现状，是时代在作者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在心里留下的隐痛。

其实《故都的秋》这篇散文不足以感受作者的写作独有的特色和风格，可以说是一篇应时代的文学作品。最有发言价值的是郁达夫在五四运动初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他创作的小说《沉沦》。这部《沉沦》可以说是作者的真实写照传记，极大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的心理。他作为一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其文章也是开创性，为所未闻的。《沉沦》中的男主人公是一名留日学生，讲述一个远离故国的流荡着，以及一个变态青年的变态心理与生活、他的沉沦经过与最终的自杀。而个体之殇的大背景是国家的沉沦，国家的落后下国民的屈辱感和试图去冲破束缚。郁达夫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去做一个零余者，对现状的无力改变，对国家的普遍性失语，最终在中国传统礼教伦理纲常的强压下，在沉默中爆发。

《茫茫夜》于1922年3月15日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是郁达夫从日本归国后所作的第一篇小说。小说在发表之初遭到了很多批评，当年六月的《时事新报•学灯》刊载了郁达夫《< 茫茫夜>发表以后》一文，其中回应了评论界对《茫茫夜》的诸种批评，同时作家指出，虽然小说“似乎失了中心点的样子”，但自己意在描写的是“一个灵魂的生长”。《茫茫夜》中对现实背景的交代确实较为离散，于质夫在任教的法政专门学校所遭遇的学潮风波是动荡时局的一个缩影，在小说中仅是一条暗线，在这条暗线起伏不断的发展中，作家重点描写了于质夫的情感心理状态。小说本身浓厚的自叙传色彩，使当时的评论者将于质夫这一形象判定为郁达夫本人的自喻，进而在道德伦理立场上指责郁达夫直白的欲望书写和对同性恋爱的“提倡”，但根据作家对批评者的回应以及文本的叙述理路，小说中的同性情谊以及与妓女交往的书写显然是策略性的而非倾向性的，正如作家所声言的“一个灵魂的生长”这一创作意图所指，小说中于质夫情感关系的书写，展现了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境遇中男性主体意识的自觉“生长”状态。郁达夫的欲望被现时代所限制和束缚，同性的欲望也被压迫。

    在小说中，于质夫作为一名教师，在任教期间，对吴迟生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人虽然相识较为短暂，但情深意切，心心相印，颇有有一种“相恨见晚”的感受。于质夫作为一个刚刚留学归来的东方新式青年，经历了从异国他乡重回到故土。在留学期间，他经历了弱国国民在异国他乡的屈辱感和无奈感，但他虽然感受到了国家要富强的迫切性，但是他没有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国家将要倾倒的紧迫性。在国家风雨摇荡的危机时刻，于质夫回到故地教学。在十年的留日期间，他的情感在屈辱感下无法释放，前期对于异性的追求难以实现，在低人一等的现状下难以去表达自我的感情，以至于自我的性取向和对异性的感觉逐渐变化，自我的力比多的对象在巨大的社会环境的压迫下，逐渐转为向同性的爱恋。由于长期在外，于质夫的漂泊感和无助感，急需得到一个人的认同和慰籍。而这个人就是吴迟生。郁达夫对于于质夫和吴迟生的初期爱恋，以兰波和魏尔伦的交往来比拟两人的理想情感状态，郁达夫显然将其表现为一种灵魂相契、主体间共在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精神伴侣，而不是传统的爱情伴侣。对于与于质夫而言，中国传统的东方男子，多为温文尔雅，面貌清秀，颇为女性化的形象。此类形象多数是江南才俊，名家才子的形象。于质夫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是一个十分典型而特殊的群体。以其自身所特有的文学感性思维和文艺审美思维而为文人群体所共有的外在形象与表征。文人的特质，在现实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下往往呈现出不甘流俗，倾向于以文学形式展现内心自我感性之世界，在有限的生命界限内拓展个体情绪对于生命本体的感知度。而吴迟生的形象则是象征着西方先进文明的青年才俊。从他们两人的衣着服装就可以略之一二，于质夫多穿的是“两寸宽的旧势的硬领和红格的领结”、“一套藤青的哔叽西服”，而吴迟生却是“鱼白大衫”，象征西方先进文明的“洋服”与充满古中国传统意味的“大衫”掺杂着鲜明的强势与弱势的对称设定。郁达夫本人前期受到的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观念影响较大，因而，在小说中，于质夫在同性交往中，往往占据上风，属于主体进攻和扩张的状态，而吴迟生是作为被他体化，客体化的一个角色，被边缘化的形象，逐渐被主体意识所侵占，最终成为完全的客体化形象。于质夫个体作为中国传统男性的代表，其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中华民族民族独立的意识的觉醒有着重要意义。随着于质夫在现实境遇中的不断受挫、对动荡处境的颓败无力，在现实中被击打毁损的男性主体意识，使于质夫不断陷入焦虑，继而展现出对其进行修复和重构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因为现实境遇的无力可行只能转而在性别关系中寻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中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将个体召唤为主体，个体的自我认同与意识形态的认同有着同构的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性别角色的认同也正是随着社会性主体意识的寻求与重构，始终不自觉地回应着现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男性知识分子的“召唤”。《茫茫夜》发表以后评论者们对小说中同性书写的攻击指责，从侧面折射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青年男性的期待想象，当传统中国的秩序规范在西方势力强行入侵后迅速崩裂，传统文明的力量与经验在社会政治的剧烈变革面前苍白无力时，民族复兴、文明重振的希望就完全投射于新一代的青年。

     在郁达夫的《茫茫夜》中，除了在传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中的性别认同，还有就是自我安慰的性意识的萌生。在郁达夫的《沉沦》《秋柳》以及《茫茫夜》等作品中，对于性欲望的表达十分深刻和普遍。郁达夫的社会身份的构造和重构离不开其性别身份的认同。在《茫茫夜》中的妓女海棠，于质夫跟她的相识，就是说明了郁达夫对于自我欲望的渴望和满足。妓女作为社会边缘化的人物形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只有《金瓶梅》中，有关于性的自我欲望的渴望和向往。妓女的内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未尝不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和创新。对于此类人物，是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一种局外人的形象去看待这个社会。郁达夫的作品虽然在释放自我的力比多，实则是对国家复兴和社会思想形态变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从中也表达了，五四青年在面对社会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迷茫和无助以及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转化。

    在中国现代历史变化之际，郁达夫，这个游荡的，孤独的灵魂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谋求一种共同生存的发展之道，以及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他那深厚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