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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原创文章回顾系列之百十三:李剑阁

记者节首倡者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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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李剑阁,生于1949年,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申银万国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本文作于2009年9月,作者:祁胜利】 

李剑阁:智圆行方 

文·祁胜利 

他多次参与起草中共十三大等重要会议的报告,是改革开放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被誉为“国务院经济智囊”。 

他胸藏锦绣,严谨治学,笔耕不辍,三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 

他作为“学者型管理者”,即便面临金融危机,依然率领中金公司缔造了新的辉煌,在中国金融界颇具影响力。 

他不负经济学家的使命与责任,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出谋划策、实与有力。 

是高山不拒细流,真名士不离群氓。他仰关国事、俯察民情,“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所未想”,尽到了一名政协委员的义务。 

与新中国同龄的他一直与祖国和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共祖国成长 见证改革开放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于有“中国近代第一城”美誉的江苏南通。少年时代的他徜徉在狼山濠河之间、留连于“一城三镇”之街,听长辈们讲近代实业家张謇的非凡业绩。曾为清末状元的张謇当年是戊戌变法的干将,正是他最先兴办纺织厂,乃至于后来毛泽东主席评价“中国近代工业不能忘了四个人,其中纺织工业不能忘了南通的张謇”;也正是他提出“工业为父,教育为母”的理念,南通才开风气之先,成为闻名遐迩的教育之乡,其中仅南通中学一所学校就有20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中科院院士。 

在这样的重教氛围中,已有报国襟抱的李剑阁考入了南通中学。自幼聪颖的他刻苦用功,数理化成绩从未低于98分。1968年正逢文革,读高一的他同那个时代的大批知青一样“上山下乡”,来到南通附近的农场,后来又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 

8年蹉跎岁月结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29岁的李剑阁以初考、复考均超95分的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从南京师大毕业后,渴望知识的他再接再厉,通过考试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4年,李剑阁如愿以偿获得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底分配至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院。 

时值改革开放之初,35岁的李剑阁想的就是“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在伟大的历史时刻多做贡献”,于是他潜心钻研、虚心求教,在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很快被提升为处长。 

而1986年底有幸参与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可谓李剑阁人生的重大转折,因为眼界大开的他从此开始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总共10多人的起草班子中,李剑阁是年纪最轻的成员之一。当时的改革概念还比较抽象,起草报告的重点是按照党中央的总体思路和框架,阐述改革的方针和路线,以及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的原则问题。思想活跃的李剑阁有机会多次列席部长会议,他清楚地记得“起草过程中曾人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延伸到经济领域。1987年5月,邓小平发现了这种‘左’的倾向,明确表示经济领域不搞反自由化,从而确保了十三大报告方向的正确。” 

1988年6月,李剑阁调任国家计委法规司副司长,兼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5月,他来到国家经贸委,先后担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3月,李剑阁又出任国务院经济体改办主任;2003年3月,他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直至2008年。20年风云际会,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阶段,而李剑阁20年间基本上是在国务院的宏观经济综合部门工作。他参与重大课题研究、出席重要会议并发表真知灼见、当面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意见。特别是1993年全国搞财政、税收改革的关键时刻,李剑阁几乎天天在时任总理朱镕基身边,为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其间他还先后参与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中央关于改革、经济方面重要报告、文件的起草。李剑阁和起草班子成员一道与外界学术大环境交流,把社会上好的观点吸收进来,再经过碰撞、讨论、研究,最终充实到文件中,为中央的正确决策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这样的过程中,李剑阁对宏观问题的认识能力、政策理论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在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李剑阁先后主管宏观经济、地域经济、金融、农村经济的政策研究,带领大家“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所未想”,提出诸多卓有见地的不刊之论,他本人也被赞为“国务院经济智囊”。 

三获最高奖 经济学家尽责 

李剑阁的另一个雅号是“学者型管理者”。的确,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落笔成辞的他率而操觚,写出的文章不主故常,常有空谷足音之妙。 

早在1984年12月,“初出茅庐”的他便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时期的建设方针和货币政策》,此后又根据自己多年的钻研,于1987年2月写成《1979年以来建设与改革经验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他作为助手帮助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薛暮桥整理文章,有较多机会聆听薛老的教诲、系统研读其著作。李剑阁由衷地说:“薛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秉公仗义、温良敦厚的学者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1年,李剑阁凭借《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一文获得我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95年,李剑阁在《改革》杂志上发表《必须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在人们认为价格改革差不多已大功告成时,提出“价格的市场化和市场的制度化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他从改革十几年的实践判定,某种商品价格放开,这种商品供应就充足。并指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部门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管的是全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管的是价格总水平,管的是市场规则。宏观调控就其本来意义是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进行调控,任何个别的、局部的经济,都不能称其为宏观经济。应该在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给“宏观调控”这个概念正本清源。一个品种的流通体制是否应该市场化,不在于它是否短缺,而在于它的供给和需求是否可以形成竞争,这种竞争是否有利于降低成本。他在文章中指出,(当时)有些品种的流通完全处于人为的行政性的垄断中,必须而且有条件立即加以改革,并给出了粮食、棉花、石油及其制成品的流通体制改革方向。他认为,流通市场化的归宿是市场制度化。“一个没有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可能要比计划经济还坏”。而所谓的市场制度化就是“能由市场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去做,政府主要去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市场失效的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政府不能硬要去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 

李剑阁凭这篇明锐尖新的文章获得1996年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而2001年,他再次荣获孙冶方奖。孙冶方奖是以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大师孙冶方名字命名的,每2至3年才评选1次,每次获奖的论文不过数篇,而像李剑阁这样3次获得该奖的经济学家并不多。除获奖的几篇论文外,李剑阁的其他文章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从抑制通胀到扩大内需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无不紧扣时代脉搏,驭繁于简、发人深省。 

1998年,他专门撰文《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郑重地指出:经济学家应当确立起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建树一种专业人士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端正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加强理论素养,积累实际经验。在对经济深入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上,他认为可以多种多样,既要深入基层和接触实际,又倡导独具慧眼、独辟蹊径,均能取得对经济的真知灼见和独门心法。他的这一论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近年来,他先后被聘任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担当着10余个社会职务,虽则繁忙,但从不失严谨与智慧。 

在2009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李剑阁鲜明地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又是一次崛起的机会。”他以事实说话,金融危机蔓延下的浓厚市场悲观情绪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一季度以来中国的股市增长了30%多,企业也有一些盈利,中国的证券公司一季度也有很好的盈余。台湾、印度、韩国等亚太地区的股市都有很大的增幅。”他还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由于我国当时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改革,结果不但没有遭到重创,反而得到了崛起的机会。这些改革为眼下应对危机提供了借鉴,尽管目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但从上一次亚洲经济危机的情况来比照,相信从年中到下半年中国经济就会复苏。” 也是在那次论坛上,身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剑阁提出,亚洲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出这场危机,如果海峡两岸在监管、货币、机构、市场等方面展开金融合作,就有可能在亚洲范围内率先走出危机。他的一番发言不仅有效提振了大家的信心,更得到了后来事实的证明。 

补偏兼救弊 乐见股市成熟 

股票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从参与筹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到成为该机构的管理者之一,从参与处理问题到疏理思路发表文章,李剑阁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熟悉程度算得上无以复加。 

上世纪90年代初,草创的中国证券市场非常混乱,很多人尚不知股票为何物,略知一二的人也不清除应该有什么制度、如何买卖。而李剑阁他们经历最混乱的是金融期货,其中的327国债事件可谓教训惨痛。 

当时国家财政部发行了保值贴补2个百分点的国债,其利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密切相关。而那时国内的保证金制度很不规范也不严格,不仅一周才结算一次,而且券商、交易所为了不影响交易量、保证各自的利益,置有关部门 “交易保证金不低于5%”的规定于不顾,使得最后真正用于交割的保证金只有不到1%,导致在通货膨胀率出现较大波动时,出现了保证金远远不足的状况,327国债因此崩溃。面对严重的事态,李剑阁奉命出任中央调查组副组长,和其他同仁一道尽量妥善地处理。结果当时中国最大最好的证券公司万国被申银收购,承担无限赔偿责任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巨额亏损,后来通过挂账才没有跨掉,利令智昏的管金生等主要责任人被严厉处罚。 

历经如此血的教训,李剑阁认识到制度规范的重要性,健全的制度是符合每一个市场主体利益的。1993年1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期货市场的几个问题》,中国证监会成立后的1994年1月他又有撰写了《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明确期货“逐日盯事”的原则,每个交易日当晚都要进行结算。1994年2月,李剑阁为《中国期货——理论、政策和制度》一书作序,概述了商品期货包括的保证金(比例应覆盖历史最大波幅)、每日价格波动限额等内容;指出在期货市场上从事投机是一场此赚彼赔的零和博弈;对期货市场要趋利避害,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满足“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等10项条件。 

1994年6月,李剑阁开始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分管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积极培养专业人才,引进先进的成套制度,期货交易所渐趋完备。而在回顾我国内地股市的发展时,李剑阁不无兴奋地说:“我们主要是借鉴香港模式,同时参考英国、美国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一是没有走自律型监管的路子,起初就是政府层面的监管;二是在交易手段上高起点,很快就进入了无纸化的电子网络交易、电脑自动撮合,无论系统、容量、界面、信息化程度,很快就超过香港的水平;三是发展的速度、规模惊人,最初大陆的A股市场很小,大盘股只能到香港上市,而现在市场很大,每个交易日都是上千亿元。回归后,香港每当日交易量超过100亿元就会开香槟酒庆贺,可现在天天几百亿元,可以说这数字是几年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如今,李剑阁离开证监会的岗位已10多年,但他仍旧关注着股市的发展,并有着独到的见解,比如:目前定位为事业单位的中国证监会将来应当依据《证券法》改为法定机构;一些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市盈率过高,暴露出机构等投资者不成熟的一面;股民想少赔钱应该从提高自身的市场素质做起,等等。 

打基础在先 为新医改支招 

2009年春,中央颁布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新医改”方案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亮点很多。它不但关系到全民健康素质和消费观念,还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事实上,“新医改”是本世纪初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落实,李剑阁正是参与了那一次的改革。 

1998年至2003年3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改办主任的李剑阁提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分成医院体制或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三部分进行,当前的“新医改”正是按照这个框架来设计的。 

当时李剑阁还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到中宣部召开吹风会,说明医药挂钩之弊责任不在医院或医生个人的道德。因为诊疗费偏低,医生只有靠让患者大检查、多卖药,通过提成才能养活自己和医院。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患者的医疗费用增加,更大的危害在于把不该吃的药吃进去了,或者浪费掉了,造成患者的双重负担。所以今后应较大幅度地提高诊疗费用,体现医疗服务这一高级劳动的价值,相应地过度检查、开药的费用自然会降低。 

近年来,李剑阁一直关注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2006年他先后发表《医疗费用为何居高不下》、《医疗资源如何合理筹集和分配》等文章,阐述他的观点。 

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药养医”的错误激励机制,有着很深刻的原因。简单地把由此引发的医患矛盾归结为医院和医生的责任,是极不公正的。要减轻患者过重负担,还应建立健全旨在社会共济、制衡供求的医疗保险制度,整顿滋生在现行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下的药品生产流通体系。 

他指出,“看病难”其实是医疗资源不足和过剩并存,问题出在体制和结构。政府的保障水平越高,只不过表明由居民个人负担并交由政府使用的钱越多。由政府支付医疗费用并不是国家的恩赐或额外的福利。将来国家到底保多大比例,是经济权衡,也是政治决策。必须遵循既要更好地为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又不能牺牲医生合理利益和阻碍卫生事业发展的原则。 

对于正在进行的“新医改”,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状况有限,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倘若期望值过高,政府做不到反倒起消极作用。他说:“美国的医疗费用占其GDP的17%,美国吃药看病的钱比中国的GDP还多,却仍有近6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障。何况中国的医疗费用仅占GDP的5%,所以不可能不要钱让大家看病吃药。实际上,不少国家的老百姓都抱怨他们的医疗体制浪费和昂贵,可以说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医疗制度是完美的。即便被认为比较好的加拿大,虽说类如拔牙等手术不收费,但往往要排队等待半年以上。就连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夫人在英国突发脑梗,送院后因为需要排队竟然3、4个小时得不到救治。因此,我国的医改还是要不断探索、循序渐进。” 

掌中金帅印 迎难而上建树 

2008年7月,目睹中国金融业发展历程的李剑阁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成为继王岐山、周小川之后中金公司的第6任董事长。 

成立于1995年的中金公司,是由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等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基于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自成立以来,中金成绩卓著,完成了数十个大型国内和国际融资项目,为客户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协助中国企业完成逾1500亿美元的股本融资、逾7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以及1840亿美元的兼并收购交易,在这三项业务上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先后帮助2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为项目成功发行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境内外重要机构具有战略合作关系,在境内外股本承销、市场研究等方面拥有雄厚实力,堪称国内最大最优秀的投行。 

然而,李剑阁甫一到任便赶上了金融风暴,中金的主营业务大受影响,2008年9月“博云新材”获批发行,竟成为中金全年唯一的一笔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使得中金主承销收入只相当于其2007年该项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一,中金2008年的承销收入排名也下滑至业界第二。 

面对严峻的形势,首次主管一个商业机构的李剑阁除了安排做好债券承销和并购咨询等项目外,带领中金上下苦练内功,努力提高服务意识和精品意识,为客户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把眼光放到优秀的项目上。中金原本就人才济济,绝大多数员工都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还不乏在华尔街有过工作经验的卓荦奇才。即便如此,李剑阁还是要求从业人员继续提升素质,以提高对公司估值的水平,确保估值的准确性。 

就这样在李剑阁的带领下,中金处乱不惊,事各有序。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峻市场环境中,资产管理部管理的多个企业年金投资业绩始终名列前茅,为客户实现了企业年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到2009年,中金独家承销发行了中国建筑股票(A股),一次融资500多亿元,认购倍数几十倍,成为2009年全球最大的IPO、也是人类历史上建筑房地产行业最大的IPO、以及人类历史上独家主承销最大的IPO,创造了新的辉煌。 

力主市场化 建言新股发行 

中金公司董事长和全国政协委员,是李剑阁2008年的两个新角色。前者使他对IPO的具体操作更加熟稔,后者使他有机会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献计献策。 

他认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肯定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逐步完善的过程,而其途径就是市场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国要保持增长速度、提振国民经济,急需更为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之有力支持,其中建立更为市场化的新股发行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原来监管部门行政干预过多,应该更加尊重市场、强调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取向。 

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剑阁提出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建议》。他在提案中分析到,恢复市场融资功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市场不缺资金,缺的是信心。把发行制度改得更好、更完善,恢复IPO,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各方的信心。通过赋予市场各个参与主体更多权利,同时使其承担更多责任,将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建议从以下三方面推进新股发行市场化—— 

首先,定价机制要进一步市场化,这是新股发行制度的核心。窗口指导的存在让监管机构陷入两难,建议取消监管部门对定价的窗口指导,包括市盈率上限等硬性限制,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反馈和市场情况自主定价,并允许其通过差异配售股票等方式约束投资者的报价行为。取消窗口指导后,市场会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价方式。定价机制的市场化将有助于解决新股首日涨幅过大、过度炒作、报价行为不够诚信等问题; 

其次,新股发行供给机制要更加市场化,应该放开对发行节奏的控制,由市场自主调节,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和调整发行窗口。同时可考虑在新股发行中引入存量发行(拟上市公司将一部分现有股票上市,原有公司股东对外公开出售一部分股份)。存量发行和增量发行相结合,有助于满足企业不同种类的融资需求,鼓励股权资本参与企业创新。引入存量发行和缩短发行前股东的禁售期,还有助于树立投资者对股票供给的合理预期,缓解限售股未来上市带来的后续市场冲击; 

最后,新股发行的具体环节要进一步市场化,以降低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成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享有更多自主权,比如可以自主选择发行方式,根据发行规模等选择询价发行或定价发行,根据申购情况灵活调整价格区间;允许在发行中引入战略配售等安排;改革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和配售机制,通过差异化配售约束机构报价并培育核心机构投资者群体;改革网上发行的申购配售机制,以解决“资金为王”问题,采用“分级配售”等做法提高中小投资者中签率以保护其利益;进一步完善“绿鞋”制度(主承销商在IPO完成的30天内根据股价波动情况,通过超额配售选择权来平抑价格),发挥其后市稳定作用等。 

可喜的是,中国证监会在很短时间内便对李剑阁的提案作出了积极回应,后来IPO在休眠8个月后按照新的制度发行,收到了成效。李剑阁期待,随着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资本市场也必将为国民经济的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司空不见惯 细处着眼民生 

如今,挂满空调室外机的楼房外墙已成为中国城市习焉不察的一景。而对于屡有发生的室外机坠落伤人事件,很多人也不以为意。而细心的李剑阁却对分体空调室外机关注了10年,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他说:“2006年5月,上海市澳门路一间门面房二楼外墙上安装的空调外挂机突然坠落,将一名经过此地的七旬老人砸伤;而在海南、福建等台风频发的南方沿海省份,屡屡出现室外机坠落事件。那些仅靠支架支撑、随意悬挂的空调室外机正成为城市上空的杀手。” 

10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对我国分体空调的情况作了充分的调研。他介绍说:“分体空调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的保守统计,我国家用空调的社会保有量已超过2亿台,算上办公楼、商场、宾馆等场所的分体空调,估计国内空调的社会保有量高达5亿台。如今这些空调中的相当部分,使用年限已经超过了15年,其室外机支架早已生锈、老化,这数以亿计的室外机即便以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掉下来,都会造成很多致命的事故。” 

更为严峻的是,无论空调生产厂家还是物业公司都不愿维护这任凭风吹雨打的室外机。关键是在规范室外机的安装方面,我国尚无任何强制标准。虽然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曾于2006年发布《房间空调器安装质量检验规范》,对室外机支架的承重量、防松防锈标准及材质做出了规定,但这仅仅是我国家电行业的技术性标准,而且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也不具备行政处罚权力。因而上述规范并不能从根本上迅速改变空调安装现存的安全隐患。李剑阁说:“正因为我国没有立法约束分体空调的安装,使得室外机‘无处可安’变成了‘随处可安’。” 

反观亚洲其他地区,虽然分体壁挂空调广泛使用,但原则上不允许将室外机悬挂在外墙,如必须如此安装,也只能用穿墙螺栓并有严格的技术规范要求,绝不允许使用膨胀螺栓。在新加坡,一户只被允许安装一个室外机;而在美国就更难见到室外机,因为政府对外墙高空悬挂有严格的规定。 

“没人管的事,政协委员要负起责任。”针对随意安装的室外机给中国城市带来的严重安全问题,李剑阁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专门递交了提案。他建议相关部门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规范空调室外机的安装标准。加快立法进程,尽早出台相关政策以加强管理。一方面要对室外机支架的材质、防锈、承重及室外机的安装规范制定强制性标准;另一方面要对室外机安装的安全性进行强制性检查,规定室外机支架使用年限,对超过年限者进行强制性报废并更换。此外,新修建筑必须设有搁置室外机的水泥台,不能仅靠支架、螺丝加以固定。 

李剑阁还指出,类似的“空中杀手”并不限于空调室外机,违规安置的防护栏、高层建筑阳台上的花盆杂物等,都是危险的安全隐患。他还指出,建筑外墙属于公共空间,个人无权擅自改装、破坏建筑外观,市容管理部门也应负起相关责任,维护市容的整洁。 

这一提案很快得到了国家建设部等有关部门的正面回应,相关标准、规范的出台指日可待。 

都说生命权和生存权是最根本的人权,李剑阁关于空调室外机的提案举一反三、小中见大,正是他作为政协委员关注民生的最好写照。实际上,早在1985年他就发表过《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关注民生的文章。多年来,他心系祖国与大众——与新中国同龄的他,脉搏始终与共和国一同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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